本文是作者晚年所作。虽仕途已入顺境，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复杂，逐渐淡于名利。秋在古代也是肃杀的象征，一切生命都在秋天终止。作者的心情也因为屡次遭贬而郁闷，但他也借秋声告诫世人：不必悲秋、恨秋，怨天尤地，而应自我反省。这一立意，抒发了作者难有所为的郁闷心情，以及自我超脱的愿望。

这篇赋以“有声之秋”与“无声之秋”的对比作为基本结构框架，精心布局，文势一气贯串而又曲折变化，作者从凄切悲凉的秋声起笔，为下文铺写“有声之秋”蓄势；然后由草木经秋而摧败零落，写到因人事忧劳而使身心受到戕残，由自然界转到社会人生，这是“无声之秋”；最后归结出全篇主旨：“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从静到动，令人悚惊的秋夜奇声，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作者正在秋夜专心致志地读书，忽听一种奇特的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作者惊讶于这样的声音，细听，起初似雨声淅淅沥沥，又似风声潇潇飒飒，忽然又如波涛奔腾翻涌，又似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它接触到物体上，又发出如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的声音，又好像奔赴敌阵的军队，衔枚迅跑，听不到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进之声。

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状态。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又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含蓄。这里，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对秋声的两种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于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过悬念式的对声音的生动描绘，点明了文章主题即秋声。文章起始，就写得脉络清晰，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寻根溯源，探究秋声所以形成的缘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自答曰：“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是秋天的声音，作者从秋之色，容，气，意四个方面把秋天的到来之后万物所呈现的风貌和秋之内在“气质”描绘得具体可感，其色颜容貌似乎呈现眼前，其栗冽之气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肤，其萧条之意似已围裹全身。这种秋气，是一种肃杀之气，是让人速生冷颤之气。它只要施展它的一点余威，就会使繁茂蓊郁的绿色变色，葱茏的佳木凋零。这样，通过秋声的描绘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的描绘。“秋”何以有这样的威力和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对秋声进行了剖析和议论。“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即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节。在四季中又属阴冷的季节；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从五行来分，秋属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场秋点兵”，所以秋又有战争的象征；这样，秋天对人来说，意味着有悲凉肃杀死亡之气。从自然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又以音乐为喻，古人将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四时相配，秋属商，又将五行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属于商声，商，伤也，悲伤之意。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夷则为十二律之一。将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夷，是删刈，杀戮之意。万物由繁荣到衰败，则为自然之规律。作者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从个人出发体验感悟自然和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声的主题，通过无情的草木与万物中最有感情，最有灵性的人的对比，抒发议论。作者认为，百般的忧虑和万事的操劳必然损伤着人的身心，内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损耗精力，更何况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呢！这样就容易朱颜易老，乌发变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是你自己无穷无尽的忧劳伤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声的悲凉呢？这就说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声之悲凉，其根源不在秋声，主要是当时作者面对国家和自己的处境而产生的忧思所致。当时作者被朝廷重用，但想起曾经在政治上屡不得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心情郁闷。这样的情绪和秋季气息正相统一，触物伤情，有感而发。

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此文，把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作者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情感节制内敛；语气轻重和谐；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在这个秋气正浓的季节，不妨打开《秋声赋》，一方面欣赏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带给你的艺术美感，另一方细细品味秋之色、之容、之气、之意，体验自然和人生。

作者把无形的秋声写得可见可闻。文章开头便用形象的比喻描写秋夜西风渐起，触物有声，再用星月皎洁、四无人声加以烘托，一萧瑟幽森的画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以“四壁虫声唧唧”收尾，也紧扣住季节的特色。中间两大段用赋体的传统铺陈手法，渲染秋天的肃杀和万物的凋零，抒写对人事忧劳的悲感，最后“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又转喻祸根在人，发挥了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示出文赋自由挥洒的韵致。

《秋声赋》作于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这是他继《醉翁亭记》后的又一名篇。它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夜读时听到秋声，从而展开了对秋声的描绘。文章开头，作者简捷直人地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图景：欧阳修晚上正在读书，被一种奇特的声音所搅动。这简捷的开头，实际上并不简单，灯下夜读，是一幅静态的图画，也可以说，作者正处于一处凝神的状态中。声音的出现是以动破静，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不禁去倾听它，同时，也就惹动了文思。这样由伏到起，在动静的对比中，文势便蓄成了，有了这种文势，下面的文章便仿佛是泉水涌出，自然流泻。接下来，是作者对秋声一连串的比喻，把难以捉摸的东西变得具体可感。作者通过由“初”到“忽”，再到“触于物”，写出了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凭虚而来的撞击物体的秋声夜至的动态过程，突出了秋声变化的急剧和来势的猛烈。这也就回答了作者闻声惊惧和感叹的原因。

第二段是对秋声的描绘和对秋气的议论。首先，作者概括了平日观察所得，运用骈偶句式和铺张渲染的赋的传统手法，抓住烟云、天日、寒气、山川等景物，分别就秋的色、容、气、意，描绘出了秋状的四幅具有不同特征的鲜明图画。而对秋状的描绘，正是为了烘托秋声的“凄凄切切，呼号愤发”。然后，是对秋气的议论。“丰草”四句，作者把草木在夏天和秋季作对比，通过对比，指出草木之所以摧败零落，是秋气施加强大威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议论又进一步展开。“夫秋，刑官也”到这一段结束，作者吸收前人种种说法，又运用骈偶句把秋与官制、阴阳、五行、音律等配属起来，甚至用“伤”解释“商”，用“戮”解释“夷”，极力铺张，突出秋对万物的强大摧残力量，说明万物盛衰的自然之理。这是宇宙生成的哲学思考，写出了秋声中永恒的悲伤，为下文进入本文主题起了铺垫作用。

第三段是全文的题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叹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伤。这一段，作者在极力渲染秋气对自然界植物摧残的基础上，着力指出，对于人来说，人事忧劳的伤害，比秋气对植物的摧残更为严重。

第四段是全篇的结束，作者从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静夜，只有秋虫和呜，衬托着作者悲凉的心境。结尾处秋虫的和鸣，更衬出作者的感慨与孤独。戛然而止的结尾，给文章增添了不少的感染力，在秋虫唧唧中，读者似乎也要同声一叹。

欧阳修在宋仁宗嘉佑占四年(1059)春天辞去开封府尹的职务，专心著述。这时的欧阳修，在政治上早已经历了多次贬官，对政治和社会时局心情郁结，对人生短暂、大化无情感伤于怀，正处于不知如何作为的苦闷时期。在《秋声赋》中，作者以“无形”的秋声作为描写和议论的对象，采用赋的形式抒写秋感，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实际上融入了作者对宦海沉浮、人生苦短深沉的感慨。

《秋声赋》写秋以立意新颖著称，从题材上讲，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题材，但欧阳修选择了新的角度人手，虽然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但却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这就使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创新。

更应该提到的，应是《秋声赋》在文体上的贡献。注重骈偶铺排以及声律的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内容的空乏和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已经走向没落。欧阳修深明其中之弊，当他的散文革新取得了成功之后，回过头来又为“赋’’体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即赋的散文化，使赋的形式活泼起来，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加了赋体的抒情意味。这些特点也使《秋声赋》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很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赏析该文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应该受古人消极情绪的影响。“悲秋”是历代文人骚客写作的主题，他们借对秋的悲，抒发对时政不满而产生的郁闷心情；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宦海沉浮，人生艰难的不幸遭遇。欧阳先生的《秋声赋》在立意方面，虽然通过感伤秋之肃杀而烘托出感伤世事之肃杀，但仍然难免有很浓的悲伤情调。

文章第三段开头“嗟乎”二字多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悲伤的情感；而此段的最后“奈何”、“念谁”两句更体现了作者凄苦愁闷的心情。

古代的封建文人墨客，因为受时代的局限和传统人生观、世界观的束缚，因秋而生悲的伤感情绪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而指责他们的消极情绪。建议大家在欣赏《秋声赋》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时有必要读读毛泽东主席的《浪淘沙·北戴河》和现代作家俊青的散文《秋色赋》。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文章第一段由“醉翁亭”引出“乐”字，点出全篇主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第二段具体描写山中朝暮与四季景物的变幻，写出了自然山水之乐。第三段具体描写游人的和平恬静以及宴游的欢乐喧闹，写出了滁人游山之乐和太守宴游之乐。第四段以禽鸟之乐衬托游人之乐，又以游人之乐衬托太守之乐，在议论中含蓄点名自己的思想感情。

本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无论是写景写人都能抓住特征，山间朝暮四时之美景、滁人扶老携幼之游乐、太守醺然之醉态恍若图画呈现在眼前，精炼却形象；句法上大量运用骈偶句，并夹有散句，既整齐又富有变化，使文章越发显得音调铿锵，形成一种骈散结合的独特风格。又多用判断句，层次及其分明，抒情淋漓精致“也”、“而”的反复运用，形成回环往复的韵律，使读者在诵读中获得美的享受。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1、正话反说

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

2、意境含蓄

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韩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唐雎不辱使命》记叙了唐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与秦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虽不假修饰，却十分鲜明生动，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谤讥一作：谤议)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

【句解】第一次“窥镜”自视，刻画了邹忌的外貌：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逼真地再现了他不无自得的神情。正是有了这点自信。才使他敢于和齐国有名的美男子比“美”。

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句解】其心里应该是对自己的美貌充满信心，所以，这第一问的语气应该是充满自信，且沾沾自喜的。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妻子的回答，极赞其美，语态亲昵，饱含偏爱之情。尤其“美甚”二字，将此种神态、心理渲染得淋漓尽致。与后文“私我”呼应。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句解】插笔介绍徐公，说明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为邹忌怕比不上他提供现实依据。

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

【句解】邹忌对自己的美貌略有怀疑。因此，这句话的语气应带有疑惑，并且急于知道结果。另外，考虑到所问的对象是小妾，因此，语气是严肃，焦虑，急切的。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妾回答，少“君美甚”一句，仍用反问语气，表现了妾低微的地位和畏怯、顺从心理。与后文“畏我”呼应。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句解】邹忌一方面希望妻、妾的回答是可信的，另一方面仍在怀疑。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句解】客回答，因有求于人，故答语婉转，阿谀奉承。与后文“有求于我”呼应。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句解】“窥镜而自视”，自我感觉“弗如远甚”。可见，由“自信”到“自惭”，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句解】妻、妾、客的回答，都肯定了邹忌美于徐公，但邹忌并没有飘飘然，而是在会见徐公后，又经过冷静的思考悟出了妻、妾、客的谬赞是有其原因的，就是“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这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句话也是下文他用暗示、比喻的方法讽谏齐王的基础。

这篇文章以竹楼为核心，先记叙黄冈多竹，可以用来代替陶瓦，且价廉工省。继而描写在竹楼上可观山水、听急雨、赏密雪、鼓琴、咏诗、下棋、投壶，极尽人间之享乐；亦可手执书卷，焚香默坐，赏景、饮酒、品茶、送日、迎月，尽得谪居的胜概。藉齐云、落星、井干、丽谯各名楼反衬竹楼的诗韵，表明作者甘居清苦、鄙夷声色的高尚情怀。继而写奔走不暇，眷恋竹楼之意。

全文具有以下特点：

一、结构明晰。文章开篇即写黄州多竹和用竹造屋的好处，为下文详写竹楼作下铺垫。接着作者以声写楼，以声抒情，详写了在楼中可以领略到的种种别处无法领略的清韵雅趣。“远吞”四句写幽静辽阔之景，“夏宜”四句言作者四季不同之感，“宜鼓琴”八句，述竹楼特有之趣。第三段写作者悠闲自得、幽雅飘逸的谪居生活，既回扣上文，又为下文言志张本。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借竹楼的命运表达了自己对前途的自信，并交代了写作时间。

二、寄慨深远。黄冈竹楼，是作者洁身自好的人格和高远情志的载体，是作者人格力量、人格理想的象征，是作者苦闷心灵聊以栖居的寓所。作者把竹楼写得情趣盎然，实际上抒发了自己的飘泊无定之苦、仕途失意之叹；同时也传达出作者身处逆境而矢志不渝的信念以及庄重自持的思想情操。宦海沉浮的不幸遭遇，不但没有消弥作者积极入世的热情，反而使他有竹楼“听雨如瀑”“闻雪若玉”的从容，有“岂惧竹楼之易朽乎”的自信。

三、修辞精警。对比：作者将简易的竹楼与四大名楼对比，以“贮妓女、藏歌舞”的腐朽与“焚香默坐，消遣世虑”的儒雅对比，抒写了作者高洁的品格和磊落的襟抱。象征：四大名楼的高贵象征着朝廷的腐败，竹楼的寒伧却是作者当下自身地位的写照，尽管地位卑微，却拥有高洁的心灵。排比：“夏宜急雨，有瀑布声”以下，连用六“宜”，以三个两两相对的句式，构成有力的排比，生动地写出了竹楼主人的雅洁崇高。

该文是作者著名的抒情小品，艺术上很有特色，结构严谨，构思巧妙，层次分明，多用排比，寓情于景，轻快自然，既抒写了作者随遇而安、贬谪不惧的心态，也含蓄地表现了其愤懑不平之情。文章清幽潇洒，可以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