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间接表达了词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官场的厌倦，为下片抒发隐居避世的生活志趣作铺垫。开头三句，说人生最得意事，无如饮酒读《离骚》。“痛”字，“笑”字，相排而出，奠定了激越旷放的基本情调。“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与“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词人引用王衍与谢安两个历史人物，表现了矛盾的心理情绪。他对王衍的回避现实祖尚浮虚有所不满，对谢安的赍志以殁深表同情和怨愤。但是谢安所以不能施展才识，乃时势所限，朝廷中的倾轧排挤，使他不得不激流勇退。词人徘徊在出世与人世、积极与消极的边缘，他选择的正是他所不满的人生道路。饮酒读《离骚》，是消化内心块垒的手段，而隐居避世，则是词人引领以望的平安归宿。“岁晚忧风雪”是词人有感于现实的忧患意识，这既是现实的折映，又有历史的借鉴。这种对家山的怀想，置于两个历史人物的中间，仿佛是压抑不住的潜意识，也正反映了词人徘徊歧路的精神状态。

下片正面抒写归隐之志和超脱之乐。换头借梦生发，一苇飞渡，由京都到镇阳别墅，也等于由现实到理想。桂花飘香，酒浇垒块，知己相聚，清谈赋诗，人生如此，可谓毫发无遗恨，这是作者所勾画的暮年行乐图。“块垒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这两句词说胸中杂有相矛盾的喜惧之情，不平之气，遇酒都归于消灭，无喜亦无忧。结句回到诸公相聚唱和的背景上来。胜日神交，古今同致，王羲之《兰亭集序》又何必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呢。

词的前、中、后三处，提及三个东晋名士，虽非咏史，却得园林借景之妙。词上下两片，情绪相逆相生。上片悲慨今古，郁怒清深；下片矫首遐观，入于旷达自适之境。其实胸中垒块并未浇灭，不过用理智的醉意暂时驱遣，强令忘却，故旷达中时露悲凉。

本文是李白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夏天游汝、洛时题写在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一诗，诗前并有一《序》。元丹丘：唐道人，李白与之交厚。李前后写给元氏的诗文有十馀篇；从其内容看，似乎本诗文应写在与元氏初交之时。颍阳：《唐书·地理志》云，河南道洛州有颍阳县，载初元年（武则天，公元689年）析河南、伊阙、嵩阳置武林县，开元十五年更名颍阳，西北有大谷故关，倚箔山有钟乳。清人王琦评价此诗说：“诗意谓颍阳别业，固尽丘壑之美，而已之所好更在江湖，是以欲与青乌相狎而栖息江渍。”是得李白本诗之意。虽说李白本诗《序》中说：“白从之游，故有此作”，诗中也说到“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但他还是要“益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溃”，还是要迎接风浪、云游四海，这一直是李白出川以来的心情。

藏上头，读书楼下屋。怀哉千载心，俯仰数椽足。

疏此竹下渠，漱彼涧中。暮馆绕寒声，秋空动澄碧。

朝吟风，夕弄月。人境谅非遥，湖山自幽绝。

张栻，又名乐斋，字敬夫，号南轩，谥号宣，闲居长沙时，尝于城南结屋读书，撮其二十景一一名之。又作《城南杂咏二十首》及实景图，寄与朱熹。此诗即朱熹逐题依韵和之，作于淳熙元年（1174）秋。全诗抒写景物，讴歌出尘脱俗的隐居生活，崇尚古人的高洁志向，并暗含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意。语言晓畅清新，在意境上空灵超脱、闲暇萧散。何乔新《跋晦庵真迹》评此诗云：“其词浑厚和平，有盛唐风致，其字如孤松老柏，晋宋间以书名家未易及也。”《庚子销夏记》卷一《朱元晦城南二十咏墨迹》：“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咏》，字法俊逸，大有晋人风度，而诗之清远，亦非宋人所能及。”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是七律，大概在初识张氏时所作，形容他的为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中间大概为分段处。若细分之，首句张氏，次句隐居。三四句切隐居，言路之僻远，五六句切张氏，言人之廉静。末二句说得宾主两忘，情与境俱化。

诗人在诗中用了反衬手法表现人的孤寂和山的幽静：“春山处处子规声”（清陆以湉《冷庐杂识·潘太守诗》），而张氏却独生无伴，只好自说自话，以春山的“闹”衬托孤寂的人，人越发孤寂了；丁丁的伐木声，以“有声”衬托幽静的山，山越发幽静了。诗人用典故表现张氏的廉静：《南史》载梁隐士孔祐至行通神，尝见四明山谷中有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关中记》：辛孟年七十，与麋鹿同群，世谓仙鹿。而结尾二句，更是诗人的良苦用心：“迷出处”，暗示张氏迷人的隐居环境如同桃花源，使诗人“迷不复得路”（陶渊明《桃花源记》）；“泛虚舟”，则表现“至行通神”张氏的飘逸与神秘。

第二首为五律。大约跟张氏已很相熟了，所以开首便道“之子时相见”，《杜诗镜铨》以为“当是数至后再题”，《杜诗详注》以为“往来非一度矣”，皆是。

虽是一首应酬之作，却可以看出作者的人情味与风趣。这首诗直说与用典双管齐下。直说与用典是古诗常用的两种表现方法，如不能分辨，诗意便不明白。在这里却两两密合。假如当作直说看，那简直接近白话；假如当作用典看，那又大半都是些典故，所谓无一句无来历。但这是形迹，杜诗往往如此，不足为奇。它能够有风趣，方是真正的难得。

如“之子”翻成白话当说“这人”或“这位先生”，但“之子”却见《毛诗》。第三句，池中鲤鱼很多，游来游去；第四句鹿在那边吃草呦呦地叫；但“鳣鲔发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并见《毛诗》。用经典成语每苦迂腐板重，在这儿却一点也不觉得，故前人评：“三四驱遣六艺却极清秀。”而且鹿鸣原诗有宴乐嘉宾之意，所以这第四句虽写实景，已景中含情，承上启下了。

“杜酒”一联，几乎口语体，偏又用典故来贴切宾主的姓。杜康是创制秫酒的人。“张公大谷之梨”，见潘岳《闲居赋》。这典故用得非常巧，显出主人的情重来，已是文章本天成，尤妙在说得这样轻灵自然。《杜诗镜铨》说：“巧对，蕴藉不觉。”慰藉不觉正是风趣的一种铨表。

诗还用透过一层的写法。文章必须密合当时的实感，这原是通例。但这个现实性却不可呆看，有些地方正以不必符合为佳。惟其不很符合，才能把情感表现得非常圆满，也就是进一步合乎现实了。这诗末联“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就是这样。想那前村的山路很险，又喝醉了酒，跌跌蹱蹱地回去，仿佛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光景，没有不发愁之理；所以这诗末句实在该当作“归醉每应愁”的，但他偏不说“应愁”，颠倒说“无愁”。“无愁”虽非实感，却能进一步地表现这主题──主人情重，客人致谢，宾主极欢。

在这情景下，那么不管老杜他在那天晚上愁也不愁，反正必须说“无愁”的。所以另外本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合理的解释，喝醉了所以不知愁；但也早被前人给否决了。《杜诗集评》引李天生说：“末二句谓与张深契，故醉归忘山路之险，若云醉而不知，则浅矣。”杜甫正要借这该愁而不愁来表示他对主人的倾倒和感谢，若把自己先形容成了一个酒糊涂，那诗意全失，不仅杀风景而已。又这一句结出首联的意思来，“邀人晚兴留”是这诗里主要的句子。

这首小令是其中的第一首。作者从描写春景入手，以细腻的工笔，用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描绘春天景象。景中并具有层次美，而且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感情，景愈美而情愈深，目击心萦，无不撩起浩然归志，终于水到渠成，逗出了“黄尘意外，青山眼里，归去来兮”的结句。可见作者写景都是为了抒情写志，这是一种以景见志的极好笔法。

这首诗除尾联两句抒情言志以外，其余六句都是咏蓑衣的。首联写渔人爱蓑衣。颔联写渔人披蓑衣。颈联写渔人脱蓑衣。

蓑衣虽然是用草和绳子编缀而成的，但是在渔人的眼里，它是色彩鲜明、质地轻柔的，穿着它是胜过衣服的。穿上它，倚在船上钓鱼是非常合适惬意的。吟诗是诗人的事，钓鱼是渔人的事，既钓鱼又吟诗，就不是一般的渔翁，而是闲居江湖的高雅之士的行为了。诗人爱蓑衣，正是他喜爱浪迹江湖，不与污浊庸俗的官场往来的思想情感的流露。这两句为全诗定下了基调，表现了淡泊清高的情韵。

颔联叙渔人披蓑衣。这两句意思是：在那芦苇的婆娑影子里，在那浮动的水气中，披着蓑衣卧在渔船之上；在那如盖的莲叶影里，在那清幽的荷香中间，披着蓑衣御着雨。这一联写得有意境，波光潋滟，烟霭迷蒙，苇影参差，莲叶滴翠，荷花吐香，加上雨洒做面，如溅珠进玉，此间一叶扁舟，舟上卧着披了蓑衣的渔人，这景象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描绘这么一幅渔人乐趣图，是对渔人无优无虑生活的赞颂，也是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要叙写渔人披蓑衣的情景，就在于借此表现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天地。因此这里的景愈美，也就显得人愈雅，从而对比了现实社会中官场的混浊，披上蓑衣，就能超然尘外，就可归返自然，诗人对蓑衣是非常喜爱的。

颈联写醉后和晴时脱蓑衣，在两种情况下脱下蓑衣：一是在好客的酒家开怀畅饮、醉意朦胧之后，狂放自在，抛开了蓑衣；一是在晚霞满天，收棹拢岸之后，把蓑衣脱下来，随手堆放在渔舍里。这显然是对无拘无束、怡然自乐的渔人生活的讴歌。

以上三联都集中笔墨于写蓑衣。首联系总起，二三两联分写，一写“披”，一写“脱”。“披妙时风景如画，“脱”时神情活现。写“披”，景是动，人是静;写“脱”，景是静，人是动。一“披”一“脱”，两相对照，把诗人对这种渔人生活的由衷深爱披沥无遗。

尾联画龙点睛，揭示主旨：任凭你紫绶金章有多高贵，我是不会轻易把我的蓑衣换你的官场礼服的。“莎衣”也就有了象征意义。“富贵非吾愿”，衣锦而招摇过市那是沐猴而冠。穿上莎衣“遁世以保真”，“渔歌入浦深”；“白云依静渚”，“万事不关心”。诗人面对宋太宗而拒绝受官，正和他不愿将蓑衣换官服的思想行为是相一致的，由此可见其思想情操。这就表明，这首《莎衣》，不是一般的咏物诗，而是一首咏物言志诗。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视官爵如敝屣的思想，由于要和“紫缓金章妙对举，因而诗人改变了自楚辞《渔父》以来一贯咏渔翁的写法，不着力于“人”而专意于“衣”，从而构成“换”的关系，构思新巧。在前三联极写蓑衣的基础上，笔锋一转，泻出正题，是点峭传神之笔，足有千钧万解之力。

“莲花莲叶柳塘西”，点明“小步”的地点，并描写出雨后莲塘的美丽景象，两个“莲”字连用，具有音韵之美，也暗示了对美景的喜爱。“疏雨疏风斜照低”点明“小步”的时间，并通过对风轻雨疏、夕阳西斜的景象，渲染出春雨初霁之时明丽、清新的氛围。颔联描写作者头戴竹箨冠、手柱桃枝杖被困春泥的情状。颔联选取了“垂虹”“砌草”等常见而富有特色的景物进行描写，细腻生动，情景交融。尾联写诗人为鹁鸠动听的蹄叫打动，而不打算过孤山放鹤的隐逸生活，表达了自己对当下生活的喜爱之情。

诗人王缙出生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家庭。其母、其兄及其本人佛教信仰极深。然而王缙一生又一直做着大官。如何解决这仕与隐、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王缙找到了一条途径，即做一个不拘外在形式、而求心灵解脱的大隐者。这首游青龙寺的诗作便表现这种倾向。青龙寺，原本是远离长安城的一个清静之所，但王缙却不写它的僻静。诗中先是烘托隐者的气度，然后以浮云与飞鸟写世界的喧嚣，再写这位大隐者由于得道而与天地相通，既然他无心于人事，那不论他身处何方，都会是清静的境界。王缙借昙壁上人写出自己的理想。这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信仰态度，它使世人想起六祖慧能对佛教修持方式所提出的革新主张：“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这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七言绝句，以问答形式并暗用典故抒发了作者隐居生活的自在天然的情趣，也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

第一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前句起得突兀，后句接得迷离。这首诗的诗题一作《山中答俗人》，那么“问”的主语即所谓“俗人”。诗以提问的形式领起，突出题旨，以唤起读者的注意。当人们正要倾听答案时，诗人笔锋却故意一晃，“笑而不答”。“笑”字值得玩味，它不仅表现出诗人喜悦而矜持的神态，造成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而且这“笑而不答”，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造成悬念，以诱发读者思索的兴味。“心自闲”三个字，既是山居心境的写照，更表明这“何意栖碧山”的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既不觉得新鲜，也不感到困惑，只不过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罢了。第二句接得迷离，妙在不答，使诗增添了变幻曲折，有摇曳生姿、引人入胜的魅力。

第二联：“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写“碧山”之景，其实也就是“何意栖碧山”的答案。这种“不答”而答、似断实连的结构，加深了诗的韵味。诗虽写花随溪水，窅然远逝的景色，却无一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衰飒情调，而是把它当作令人神往的美来渲染、来赞叹。因为上面写的“笑而不答”的神态，以及末句的议论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山花如绣颊”（李白《夜下征虏亭》）固然是美的，桃花随流水也是美的，它们都是依照自然的法则，在荣盛和消逝之中显示出不同的美，这不同的美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天然”二字。这种美学观点反映了诗人酷爱自由、天真开朗的性格。“碧山”之中这种没有名利，又不冷落荒凉的环境，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不是“人间”所能比。而“人间”究竟怎样，诗人没有明说。只要读者了解当时黑暗的现实和李白的不幸遭遇，诗人“栖碧山”、爱“碧山”便不难理解了。这“别有天地非人间”，隐含了诗人心中许许多多的伤和恨。所以，这首诗并不完全是抒写李白超脱现实的闲适心情。诗中用一“闲”字，就是要暗示出“碧山”之“美”，并以此与“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诗在风格上有一种“寓庄于谐”的味道，不过这并非“超脱”。愤世嫉俗与乐观浪漫往往能奇妙地统一在他的作品之中，体现出矛盾的对立统一。

全诗虽然只有四句二十八字，但是有问、有答，有叙述、有描绘、有议论，其间转接轻灵，活泼流利。诗境似近而实远，诗情似淡而实浓。用笔有虚有实，实处的描写形象可感，虚处的用笔一触即止，虚实对比，蕴意幽邃。诗押平声韵，采用不拘格律的古绝形式，显得质朴自然，悠然舒缓，有助于传达出诗的情韵。

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官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官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官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官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官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叟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官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叟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官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官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官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官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叟情”，亲近“野叟情”。所以，“铲削去时官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叟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